77年高考亲历者忻力:备考时常被厂领导当后进典型批评一通

央广网

2017-05-28 13:3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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忻力与徒弟们在生产车间。图片来自网络
“没有高考的话可能在当工人,可能跟我师兄一样去开工厂去赚点小钱。”1978年,21岁的忻力背着铺盖卷、从家乡宁波坐了5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,来到位于峨眉山脚下的西南交通大学。他没有想到,自己未来的岁月都将和火车的速度绑在一起。
绿皮车,窗子打开的,夏天风一吹挺凉快的。风一吹,前面是蒸汽头,一吹灰全吹进来了,下车脸都是灰的,这个灰头土脸的小小少年是中国中车株洲所的首席设计师忻力。
1973年高中毕业的忻力进入一家塑料厂做工人,乡下的生活平静而安定,在那里,有一个人的身影改变了他的选择。“有一个工程师戴着个眼镜,夹着破饭盒,当时他在工人当中威望很高。我崇拜技术,当初就想自己应该去当个工程师。”
在那个年代梦想显得那么遥远和奢侈,忻力从一名小学徒变成了模具工人。当他决定就这样在乡办企业干下去的时候,1977年10月,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,忻力毫不犹豫地选择报考。“什么都没有复习就去考了一下,第一题是通分我都不晓得通,通分都错了。”
这一次,忻力没能成为77级27万名大学生当中的一个,他落榜了。当1978年春天来临,他再一次选择奔赴高考的考场。那时全厂只有他一人报考备考,被视为异类,厂里开会领导时不时把他当后进典型批评一通,就连当小学老师的母亲也不看好儿子。“我母亲是小学教师,说我基础太差考不上。当时我知道她有点激将法,我逆反,她说考不上我偏要去好好干,我要去斗一斗。”
没有像样的教材和辅导资料,忻力管姨妈借来高中的课本,为了能充分准备英语考试,忻力揣着工资跑到宁波市百货商店买了一台30多块钱的收音机,每天收听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。直到现在,忻力还记得那时候学习的英文单词。每天固定时段,晚上八九点钟,备考很用功,脑子在想会考哪些东西,好像钻进去出不来。
这一年,忻力的努力没有白费,一张印着蓝色格子的印刷纸寄到了他的手里。忻力回忆,“我在楼上,外婆在楼下,她告诉我估计是录取通知书到了,我往下跳,跳下来的。”
1978年10月,忻力脱下工装走进坐落在峨眉山脚下的西南交通大学。每天吃完晚饭赶紧上教室,八点钟很多同学陆陆续续来了,教室里很吵,我发现寝室的同学都上教室去了,寝室很安静,八点多钟要背起书包回到寝室复习、学习。
忻力从小就很安静,说话也不紧不慢,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,他骨子里有股子韧劲儿。大学毕业后,忻力被分配到株洲研究所从事变流器研发,特别是核心部件IGBT。然而这项技术诞生30多年来,一直被德国、日本等制造强国把控,直到1995年忻力开始研发。忻力说:“IGBT应用技术完全可以说这种大功率我们是第一家给中国国内供货。刚开始晚上都是通宵的,人有点坚持不住,实验人员三班倒,技术人员一下子人不够,我的徒弟们晚上手机都开着。”
2014年6月,我国自主研制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8英寸IGBT芯片成功下线,忻力说,终于打破了发达国家的长期垄断,从此中国高铁不再被别人牵着走,而是可以自主自由地跑。
为了让中国高铁更快更安全地奔驰,忻力和他的团队,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,不断突破高铁的速度极限。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IGBT生产线只有两条,其中一条就在中车株洲所。忻力介绍,从技术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,调速范围更广,调速性能更好,车子能够跑的快。
从时速80公里的蒸汽火车、到自主开发时速380公里的“和谐号”动车组,再到速度每小时600公里的实验机车组,中国高铁的速度不断被刷新的同时,也改变着这个世界的空间距离。说走就走的旅行,不再是一句潇洒的口头禅,而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生活方式。
(原题为《忻力,给高铁造“心脏”》)
责任编辑:蒋晨锐澎湃新闻报料:4009-20-4009   澎湃新闻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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